日式快餐

对于多少在大城市奋斗的打工人来说,花上三四十块吃一顿吉野家曾是对自己辛勤工作的最佳犒劳。一碗牛肉饭,一份茶碗蒸,再来一杯饮料,既能快速解决午饭,味道也还过关。

而现在,同时期进入中国市场的麦当劳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麦门信徒”,吉野家却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要想跟着记忆找一家吉野家餐厅回味下青春,还可能发现那些承载回忆的餐厅早已关门大吉。

作为很多人曾经的日料“启蒙导师”吉野家,为什么在中国面临经营困境了?日式快餐的未来又会怎样?

两种吉野家,都在艰难生存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吉野家门店其实有两个经营者。

一个是日本上市公司吉野家控股,以直营店及合资店的形式,在上海、深圳、福建等南方城市开设并运营,业绩包含在日本吉野家海外事业部的收入里 [1];

另一个是合兴集团,与日本吉野家签署长期特许协议后,在北方运营,包揽北京、天津、河北、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的吉野家 [2]。

根据日本吉野家控股公司官网,包括港台在内,目前中国吉野家品牌门店共有 674 家,其中 396 家由合兴管理 [3][4]。

南北两种吉野家价格差不多,也都卖招牌菜,但会各自研发不同的菜品。比如日本吉野家主管的上海吉野家,在去年 12 月上新了几款结合川菜的菜品 [5];合兴管理的北方吉野家则在去年 10 月推出了糟粕醋火锅 [6]。

但不论是南方的日本吉野家,还是北方的合兴吉野家,现在都面临着发展难题。

日本吉野家受到的两次巨大冲击,分别在 2018 财年和 2020 财年。2018 财年,牛肉涨价、人工费高涨让吉野家亏损上涨到 60 亿日元。而从 2020 财年开始,受到疫情的影响,日本吉野家销售额一路走低,2021 财年下降幅度达到 9.8% [7]。

2020 年 7 月,日本吉野家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紧急关闭近 150 家店铺,其中包括海外的 50 家店铺,涵盖中国南方范围内店铺 [8]。

而上海吉野家的中国经营方锦江餐饮,在 2022 年 8 月末拟转让上海吉野家近 10% 的股权,转让价格 821.73 万元,此前,上海吉野家已经连续亏损 [9]。

另一边,合兴吉野家的表现也并不佳。由吉野家撑起 84% 左右业绩的母公司合兴集团,2020 年亏损 8190 万人民币,合兴执行董事洪明基说,员工觉得从开业到现在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闲过 。

疫情让餐厅门店的客流量与收入骤降,但对中国吉野家来说,疫情并不是当前困境的唯一原因。

合兴集团的门店平均回报已不如从前。

2012 年,合兴吉野家店均营收为 655.7 万港币,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合 533.5万人民币,而到了 2019 年,即使没有疫情的影响,这个数字已变成了 462.9 万元 [12][13]。

合兴集团也已经于 2022 年 1 月 23 日,从港交所退市。其退市前的半年报显示,这一转变是为了获得私营企业的身份,减少监管和审查,从而采取上市公司无可比拟的灵活经营方式,拓展商机、谋求生存 [14]。

被称赞为最好吃牛肉饭的吉野家,在日本经营百年,毛利率能高达 60%,为什么会面临如今的困境?[4]

不便宜,不大碗

吉野家的兴起,要追溯到 1899 年。

彼时,吉野家私人餐厅在日本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的海鲜市场诞生。渔业体力工作者需要足够的热量来恢复疲惫的身体,但又没有太多时间和金钱,主打便宜量大、快速出餐的吉野家一下子俘虏了渔业工人的心与胃 [15]。

“好吃、便宜、快速”的特点,同样对 20 世纪中后期的日本上班族有效,完美符合大家对效率的追求。

1992 年,吉野家开始拓展中国市场,在北京王府井开出了第一家店,一时间受到无数中国食客的追捧 [16]。

刚开业的吉野家,一碗牛肉饭定价 6.5 元,而 1990 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才只有 1387 元 [16][17]。

然而偏高的定价丝毫没有影响好奇的中国食客的消费欲望,多少人排长队也要来尝一口招牌牛肉饭是什么味道。

吉野家在中国不断扩大自己的版图。目前,674 家中国门店占整个海外门店总数的 70%。海外市场对日本吉野家总公司的收入贡献也在增加,从 2018 财年占比 10.46%,到 2021 财年贡献 14.65% [7][18]。

只是现在,很多食客觉得吉野家没有那么适合上班族了。

就味道而言,更多人觉得吉野家谈不上难吃,但也和好吃挂不上边。而在更为重要的价格上,有人觉得用 30 块买到一份日式牛肉饭,非常划算、实惠。

但也有人觉得吉野家量太少,对于只是想简单填饱肚子的工作党来说,不是高性价比的选择。

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其实和吉野家菜品的尴尬价格区间有关。

吉野家的客单价在 31 元左右,20 元以下的单品几乎都是小食或饮料,主食价格则集中在 20-40 元,还有 18 样单品或套餐在 40 元以上——如果说 20 元还是打工人友好价格,花超过 40 元在日常餐就是一件需要好好考虑的事情。

从吉野家的定价上来看,日本和中国的差异并不大。

在日本,一份标准的中碗牛肉饭含税价格是 448 日元,约合人民币 23 元,而在中国北方城市,一份中碗牛肉饭价格是 25.5元 [19][20]。

但中国和日本的人均收入并不同,根据世界银行关于购买力平价后人均国民收入数据,日本人均收入是中国的 2 倍多,因此对于日本消费者来说的便宜大碗,在中国没有太大的价格优势 [21]。

此外,吉野家的食品安全也遭到质疑。2021 年 12 月,曾有微博用户指出吉野家使用过期蔬菜、发臭鱼肉、过期肉沫制作麻婆豆腐等 [22]。

当对牛肉饭的美好滤镜不复从前,受消费者冷落或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日式快餐,没那么火了

过去一段时间,不管是日本吉野家还是合兴集团,都积极尝试改变。

日本吉野家开始给董事长降薪,合兴集团 CEO 洪明基则亲自做直播,试图从企业总裁转型成能和年轻人分享创业故事的知心大叔。

搁浅在沙滩上的,也不只有吉野家。

比如虽是香港品牌、但品类属于日式快餐的味千拉面,2022 上半年净亏损 9714 万元,门店数从 2019 年最高峰的 799 家,减少到 669 家 [23][24]。吉野家旗下品牌花丸乌冬面也在 2022 年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25]。

但同为日式快餐巨头的食其家,却迅速从亏损中恢复,2022 上半年财年销售额上涨 10.9% [26]——这不禁让人发问,日式快餐的成败关键究竟在哪?

日式快餐的风靡,一大原因是赶上了当时的消费升级,食客们开始对吃有更高的追求,中式快餐还没发展起来,同时期进入中国的吉野家与肯德基、麦当劳,都对消费者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上海社科院上海品牌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凌燕博士认为,1992 年吉野家进入中国的成功,也因为当时的“日本文化大潮”,人们看的是《东京爱情故事》,读的是《挪威的森林》和日本漫画,玩的是日本游戏 [27]。

然而 30 年过去,日本文化连带着背后的饮食文化出现了“大退潮”。一碗牛肉饭之前给人带来的新奇感,到了现在已所剩无几。

与此同时,快餐这条路上的竞争正越来越激烈。

同样以米饭、面条为主食的中式快餐主打低价,客单价普遍在 25 元以内。相比动辄 30 元一份的吉野家牛肉饭,40 元一份的味千拉面,相同的价格可以在老乡鸡吃上好几个菜。

看回吉野家自己,推新速度太慢,产品近乎一成不变,在天天面对像春笋一样冒出来的新品的中国食客面前,很难行得通。相反,同样主打牛肉饭的食其家,基本每个月都会出一款新品,2022 年共推出 12 样新菜品和 2 款新品饮料 [28]。

同时期开拓中国市场的肯德基、麦当劳已经将吉野家甩在身后。

相比于中国饮食文化同根同源的日式快餐,炸鸡、薯条始终能给人饮食上的陌生感,相比饭菜更适配各个用餐阶段。

9000 多家的肯德基、5700 多家的麦当劳,比吉野家更容易找,能让“麦门信徒”随时随地朝圣,肯德基爱好者只等每周四创作“v 我 50”文学。

社会文化氛围变了,价格不再有优势,菜品不够吸引人,吉野家的落寞并不意外。

对于更多苦苦挣扎的日式快餐而言,要想重新拥抱中国市场,便宜、好吃、创新或许依然是成功的永恒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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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龟制面放不下中国市场。

继8月关闭中国内地所有门店退出不到半年,日本快餐品牌丸龟制面最近又对外宣布,将再次进驻中国市场,并计划最早于2023年内开设样板店,2028年3月前在中国开设数百家门店。

5年开店数百家,且不论计划是否可行,但要知道,哪怕此前进入中国市场10年,丸龟制面巅峰时期内地门店总数也仅45家左右,且只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5个城市。

更何况,消费市场在变,丸龟制面此番决定重返中国市场,还能靠一碗乌冬面拿下食客的胃吗?

01

一碗乌冬面,背后却是日本面食餐饮巨头东利多的崛起史。

1990年,在创立烤串居酒屋“东利多三番馆”五年后,粟田贵也成立了东利多集团。此时,从中国传入日本赞岐并进行改良的乌冬面正因为媒体报道而被日本国内熟知,不少人特意赶车来到赞岐,只为吃一碗正宗的乌冬面。其中就包括东利多的创始人—粟田贵也。

来到赞岐后,粟田贵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顾客为了吃一份现做的乌冬面,甚至不惜耗时排队。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比起中央厨房制作和环境,也许现场制作的方式对消费者吸引力更大。

受此启发,粟田贵也于2000年在兵库县加古川市开了第一家丸龟制面,其专营现场制作的正宗乌冬面,主打“工厂+餐厅”的经营模式。

果然,这种现场制作的方式让习惯了中央厨房模式的当地人大为震惊,加上顾客可以自助自选小菜,且出餐速度快,只需86秒就能出餐,丸龟制面自开业就深受日本消费者喜爱,开业当天长队不歇。

自此,丸龟制面在日本快速发展拓店,其母公司东利多也在不断尝试经营炒面、拉面等其它面食细分业态,推出许多新业态新品牌。但在这过程中,丸龟制面始终是东利多经营的核心。

2008年,凭借丸龟制面的发展,东利多成功在日本上市标准最严格的东证一部上市。

同时,在当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国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下降,不少餐饮企业遭遇“寒流”时,东利多靠丸龟制面实现逆势增长,不仅完成拓店目标,还实现营收利润双增长。

到了2012年,丸龟制面在日本国内的店铺数就达到561家,销售额高达550.99亿元,几乎达到日本市场的天花板。

为了进一步发展,解决日本市场受限问题,丸龟制面开始寻求海外扩张,其重点也就放在了邻近的中国。

当年,丸龟制面内地首店在上海日月光中心广场B2层开业,第二年品牌又先后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开设门店,其试图抓住中国消费者的心思已显而易见。

好在,凭借着外来餐饮的先天优势、独特先进的现场制作,以及自助自选模式,丸龟制面在中国市场颇受青睐,吸引了不少中国消费者前来就餐。

初战告捷,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丸龟制面抢占中国市场的信心,品牌甚至扬言要在2015年3月前,将中国内地店铺数量增至100家,并在入华5-7年内开出1000家。

02

可能丸龟制面也没想到,它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实则只是刚好踩中日式快餐在中国发展的风口。

事实上,在丸龟制面进入中国市场以前,就已经有一批日式快餐品牌入华掘金了。比如,早在1992年,吉野家就在北京王府井开出中国首店,在当时大米需要4毛钱一斤的年代,其售价6.5元,堪称天价的牛肉饭,还一度创下周末日销2000碗的记录。

再比如,和丸龟制面一样主打面食的味千拉面,也在1997年登陆中国内地。在深圳开出第一家门店后,味千拉面便开始“攻城略地”,陆续进入中国其它城市。仅几年时间,味千(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不仅实现门店数量和营收规模大幅增长,其创始人潘慰也因为味千拉面的发展,在2007年以60亿身家问鼎胡润餐饮富豪榜榜首,成为“拉面女王”。

此后,包括咖喱饭品牌coco壱番屋、牛肉饭快餐品牌食其家、花丸乌冬面以及丸龟制面等在内的日式快餐品牌也先后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不乏居酒屋、烤肉、寿司等日本餐饮品类在中国遍地开花。

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和外务省 2017 年的调研数据显示,2015年-2017年,日本之外的地方一共新增了将近 3.1 万家日料餐厅,超过一半开在了中国。

在当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消费水平逐步提高,这些外来品牌对中国消费者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在他们看来,吃一顿洋快餐是一件时髦的事,也正因如此,日式快餐在中国开店后,甚至不需要营销,就能吸引许多一线城市的消费者进店消费。

然而激情过后,消费者留给这些日式快餐品牌的却更多是倦怠。新餐饮时代,日式快餐落寞成为普遍现象。

近年来,博多一幸舍、神田川拉面,花丸乌冬面以及丸龟制面等日式快餐品牌均出现大规模闭店,甚至退出中国市场。即使是味千拉面,也在国内面临营业额减少的经营困境。

这看起来很像消费者善变,抛弃了曾经喜爱的日式快餐,但商业是动态的,真正抛弃日式快餐的,恰恰是品牌自己。

尤其在新一轮消费升级下,消费者对品质、健康和口味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此时在国内的日式快餐品牌,却因过分安逸的市场环境,忘了产品创新,一度错失升级的机会。

比如,主打牛肉盖饭的吉野家在进入中国30年,其产品核心始终离不开盖饭;而乌冬面在进入中国后也一度出现水土不服,被不少消费吐槽面条太粗、不够筋道、吃不惯等问题。除此之外,对于追求高性价比的消费者来说,日式拉面馆普遍30~60元的高客单价,对他们不再具有吸引力。

在消费升级面前,品牌老化、产品创新不足、性价比低等问题被无限放大,导致原本代表着“高端”的日式快餐不再高端,最终不得不沦为被抛弃关店,退出中国市场的结局。

03

对于退出中国市场一事,丸龟制面似乎有些“不甘心”,其不到半年时间就反悔,甚至意图重返中国市场。

这或许是因为,粟田贵也像在2011年接受中国网采访时表示相比日本,中国的巨大市场容量显得非常有吸引力一样,他同样看到了今天中国拉面市场巨大的潜力。

最显著的现象是,在日式拉面集体式微时,新中式面馆却在全国遍地开花。比如,2012年成立的和府捞面,在2019年仅拥有200多家门店,在疫情期间却逆势增长近2倍,2021年门店数量突破400家;而成立不到3年的陈香贵,也是仅用了1年多时间,就完成了3轮融资,并在资本的加持下,从起初一月开一店的节奏,迅速提升到每月新开12~15家门店,如今已拥有门店237家。

比起日式拉面馆,这些新中式拉面品牌更擅长通过讲故事、打造用餐体验以及创新产品等来吸引消费者。

比如,新式兰州拉面馆陈香贵就不仅在门店内布置了“梦回兰州”“地道兰州味、飘香两百年”等标语,以“牛股清汤”为卖点,还推出独特的品牌IP形象“阿贵”,通过人格化运营,与消费者互动。

再比如,相比花丸乌冬面在华11年仅推出18种新品,且多数被淘汰,五爷拌面在2019-2022年3年间推出的新口味菜品就突破20种,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当然,除新中式面馆增长势头尤盛外,主攻速食消费场景的拉面品牌也在突围崛起。

首先,在传统日式拉面馆高客单价面前,速食拉面售价更低,其高性价比的产品特性在消费者心中存在天然的优势。其次,疫情影响下,消费者不再追求传统高端精致的日式料理,反倒是方便速食,且能在此基础上简单进行创意加工的食品。

基于价格和便捷的优势,大批速食拉面品牌在近几年快速崛起。以拉面说为例,品牌于2016年成立,2017~2020年销售额从1500万元飙升到9亿元,期间获得6轮融资。

回到整个面食赛道,国民对面的消费需求高频且刚性。艾媒数据显示,26.8%的中国消费者每天都吃面,42.1%的中国消费者2~3天吃一次面,且普遍喜好多种面。据测算,中式面馆行业2024年行业规模有望突破4300亿元,2021-2024年复合增速超11%。

对于丸龟制面来说,中国面食市场正发着微光,吸引它再次进入。而在拓店速度上,相比首次目标的三年拓百店,5-7年拓千店,这次五年实现百店的计划明显收敛很多。

但如果重回中国市场后,丸龟制面还是老一套玩法,赢得消费者的希望也并不大。因此,它需要的是品牌加速升级,而不是死守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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